作者：马光辉
一件熨烫平展的衬衣配着洋气的西装背带裤，一副宽边黑框眼镜和大背头，和蔼儒雅的国字脸上常常挂着浅浅的微笑，一口浓厚乡土学问家睿智的谈吐，一生营务着一茬叫文学的庄稼。他就是著名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曹谷溪先生。
曹谷溪，笔名谷溪，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郭家嘴村人。1962年毕业于延川中学，196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延安山花》（与人合作）和《第一万零一次希望》《我的陕北》《天声地籁》、报告文学集《陕北父老》、文论集《品芳录》《游历与探索》，主编《新延安文艺丛书·诗歌卷》《绥德文库》《志丹书库》《延川文典》《宝塔文典》和纪实文学《追思集》《高天厚土》《大山之子》《奉献树》《人民记者冯森龄》等。曾获得陕西省人民政府“1949—1999首届炎黄优秀文学编辑奖”、陕西省作家协会“双五文学奖”等。
1962年曹谷溪从延川中学毕业，到贺家湾医院当炊事员，工作之余，他就一边读书，一边写文章。曹谷溪经常戏称“自己当时是延川县文化水平最高、业务水平最低的炊事员，一不小心抡着火枪杀进中国文学界”。
1965年，曹谷溪应邀到北京参加全国业余作者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受到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多次受邀到北京出席全国作代会和文代会。20世纪70年代初，他与路遥、陶正、闻频、白军民等文学朋友，在消息闭塞、交通不便的延川县编辑出版《延安山花》，当时在全国发行28.8万册。随后创办了《山花》文学报，在《山花》的影响下，小小的延川县城走出了闻名遐迩的路遥、谷溪、史铁生、陶正、闻频、荆竹、史小溪、海波、浏阳河、刘风梅、远村、厚夫、张北雄等20多位中国作协会员，被誉为闻名全国的“山花作家群”，著名评论家李星先生称之为“山花现象”。
当地青年和北京知青经过文化交融，共同成长起来的延川“山花作家群”，在省内乃至国内产生影响，这对于黄土高原一个落后贫穷的山区小县来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李震认为，延川的文学盛况与《山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延川县的文学艺术以《山花》为辐射源，影响到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延川山花”文化现象，在当代陕西文坛乃至中国文坛都是不可多得的“典型标本”。
2023年12月，北京知青黄德鹏先生撰文回忆：1983年他和一些青年作者有幸被《延河》和陕西省作协邀请到西安开笔会。他和路遥在离《延河》编辑部很近的张学良公馆院子里住了三晚上。在与路遥闲谈中，路遥有感而发说了一通让人至今难忘的话：“我的恩人非曹谷溪莫属！他是一个甘为人梯的人，甘愿让他人踩着他宽厚的肩膀往上走，走上通往文学的康庄大道。别人上去了，他就乐了。他对我宽容得像个菩萨。”
1984年秋，《路遥小说选》因差3000千册才能达到开印数，青海人民出版社迟迟不敢印刷出版。路遥求助于曹谷溪，曹谷溪果断地答应了。哪知1985年夏，当路遥来到延安开会，到曹谷溪办公室时，看到那3000册书整整齐齐摆在他办公室，路遥傻眼了！再三追问下才得知，这3000册书是曹谷溪亲自到新华书店，自掏腰包买下的，为的是不耽搁《路遥小说选》的顺利出版。
谷溪的外甥杨岸回忆：第二年开春书出了，他用三轮车将3000册《路遥小说选》从书店运回舅舅的办公室。随后舅舅又帮他买了一个架子车，改装成一个“流动售书车”。他推着小板车走街串巷卖书，但买书的人很少。有一次回家的路上，他对舅舅说：“你实在不该把路遥的书买下这么多，今天书店又来催款……”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舅舅便火了：“像吃了后悔药似的，哪像个男子汉！赔了，市场沟还有五孔窑洞哩！”难怪路遥在最后的日子曾对陪护他的航宇说：“曹谷溪是好人，热心肠，大善人，对朋友兄弟再不能了。”
今年春节我去拜见曹谷溪，他说：“现在社会上经常有人说‘曹谷溪是路遥的老师’。其实我们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不是师生关系，路遥是我一生的挚友。”随后又说：“世界上最伟大的母鸡也不可能将一块鹅卵石孵成小鸡的。路遥是感知和创作能力特别强的一个人，当年在我创办的《山花》上，我鼓励路遥写作，也开始了我们的文学之旅。”
1984年，作家史铁生在省作协领导和曹谷溪、路遥的帮助下，回了一次陕北。曹谷溪陪他回了关家庄，去了一趟青化砭、南泥湾、壶口瀑布。在黄河壶口瀑布，因史铁生下肢残疾不能到黄河边，陪同他的曹谷溪二话不说，从轮椅上背起史铁生，朝着壶口瀑布黄河滩走去。史铁生激动地说，他可能是第一个亲临黄河滩看壶口瀑布的残疾人，真切地看到了黄河在壶口瀑布十里龙槽纵身一跃震撼而磅礴的气势。
1998年4月，正在北京出差的曹谷溪听说史铁生病重，约了朋友黑明去家中探望，他紧握着史铁生的手，东山上西山下地拉着延安的事、关家庄的事……临别时，曹谷溪掏出2000元放到史铁生的床头，铁生夫人反复推辞不要，史铁生最后笑着对妻子说，那是曹谷溪的心，而不是钱的事，收下吧。
诗人尚飞鹏说，“曹谷溪是‘陕北文学’的一面旗帜。”陕北这块土地上，人们称他为“文学青年的梯子”，陕北多少作家、诗人在他的扶持鼓励下，步入中国文坛，如一颗颗文学的新星冉冉升起。在陕北黄土坡的文学百花苑里，曹谷溪就是一位辛勤的老园丁。“曹老师只要发现你是一棵好苗苗，就会细心呵护，精心培育，待以成长。”文学青年孙文芳如是说。延安市场沟一处向阳山坡，坐落几孔窑洞，不大的院落里种植着两棵梧桐树，谷溪先生称之为“梧桐园”。“栽下梧桐树，迎来金凤凰”，这里也成为文人墨客的集聚地。
1982年5月，陕西省委在延安隆重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四十周年，省文化、艺术、演艺界的领导及著名作家、艺术家齐聚延安。当年5月10日，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的李若冰把饭“派”到了曹谷溪的梧桐园。主食是荞面乞饦熬羊肉，还喝了甘泉县酿制的“美水酒”。上午安排胡采、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路遥、肖云儒、胡小海，下午安排陈忠实、贾平凹、京夫、邹志安。没有餐桌，谷溪在院子里将一块楼板支起来，上面铺一块塑料布，变成了“餐桌”。那一天的梧桐园，像“过事”一样热闹。
他在延安市场沟梧桐园有五孔窑洞，其中两孔是专门留给作者来延安改稿时住的，有不少文学青年曾在窑洞里住过，作家路遥、海波是梧桐园的常客，他们说来到这里，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诗人霍竹山说，有一年他带着儿子一次就住了一个多月，其间谷溪先生帮他修改了一部信天游长篇叙事诗《红头巾飘过沙梁梁》。诗人觅程曾是延川贺家湾公社刘家河村一个非常贫困的青年农民，写诗没有稿纸，就在过时的日历背面写，时间一长，他将写诗的日历揉成了一个个纸球。一次曹谷溪到延川出差，从这些纸球中抄出了他一些诗句，经仔细修改，发表在《山花》上。从此，觅程坚定地走上了文学道路。
曹谷溪也是我的人生导师。记得那年我高考再次败北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带着低落的情绪，跟着祖父来到延安拜见他。虽然之前我们之间有书信往来，但真正见到时心里莫名有一些紧张。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他是大作家、大名人，没想到见面时看到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不时地问这问那的。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他下班回来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我就知道你考不好，高考之前心还不能静下来，整天心猿意马地想着其他事，那能考好？”这句略带责备和训斥的话让我感到非常不安。可正当我沉浸在批评和责备中时，他又换了一种语气和口吻说：“现在社会就业面很宽，只要你用心干事，认真干事，不断学习，一定会有一碗饭吃的。作为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是当你受伤后，独自一个人到一个阴暗的角落里，用舌头舔干伤口的血，而后走向广场振臂高呼，我是男人，我坚强。”
我在西北大学读书期间，只要他来西安办事或出差，都会抽时间来学校看我。一次他与我谈了很多有关文学、事业、做人的话题。他对我说：“娃娃，我出门四十多年的经验是，凡事必须自己用心去做，不要幻想，不要有依赖思想，更不要投机取巧，因为世上从来没有救世主，一切都得靠我们自己。”现在每当我遇到困难和不顺，都会静下心来，仔细回想琢磨这些话语，他的言传身教犹如生命的强音在我的耳畔回荡，不断地提醒我如何做人做事。现在想来，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如果我那年不去延安见他，也许，今天的我依旧和我的父辈一样，依旧和我们村那些未走出土地的同伴一样，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当我行走社会多年后，才深深感受到他对我的关爱、呵护之情，就像父亲一样。正是他对我的恨铁不成钢之意，才让今天的我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记得有一次，他为别人写一篇文章，写了两天改了三天，当他把文章交出时对我说：“写文章很难，写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就更难啦。要写好文章，就必须创新，必须标新立异，说别人没有说的话，讲出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记得一次我去虎头园家中拜访他，当时家里人很多，有请他写序的，有求他修改文章，有向他索要书籍的，也有向他求字的。看到我，他便说：“光辉来，给你也写一幅字。”提笔给我写了一幅“知天外有天，求天下有我”的条幅。大爱无言，寸草能语。在他严父般的大爱中，我慢慢长大成人，走向社会。他的言传身教、身体力行，给了我做人的底气；他的认真与执着，教会我如何做事、如何处世。他就像一棵大树，在他的浓荫下，我享受着春暖花开的日子，沐浴着爱的阳光，堂堂正正做人做事。
而今已是耄耋之年的曹谷溪先生，依然整天忙碌着整理各种资料，依然笔耕不辍，记忆力惊人。此刻，我深深地体味到作家陈泽顺对他的评价：“谷溪是用心写诗的诗人，用心做人做事做文章的作家。”他是高原的儿子，以大山的情怀奉献着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