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子白
一
最近一段时间，阅读了龙云先生近年发表的《赶牲灵》《链子嘴》《神剪》《吹鼓手》《对对对》五部文学作品。这是陕北传统文化在国内文学苑地的集中呈现。
龙云是当下陕北作家中为数不多的连续走上国内重要期刊者之一，多年来深耕陕北文化研究，倾心于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出版陕北文化研究和文学作品近20部，可谓著述等身的学者、作家。他的著述，除了文学评论，既有对陕北作家的扶掖，又有域外视野的辽阔，他的学术研究与文学作品均弥漫着浓烈的陕北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的基因。这些作品坚守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追循着陕北文化脉络、轨迹，尤其是那些已经或将走入濒危的非遗项目，延续着陕北非遗文化的外宣思路，携带着浓烈的“追怀主义”色彩，这十分可贵。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除了可见的文字典籍、文物古迹，更多的信息浸润在语言、习俗里。龙云的作品恰好印证了这一铁律。
令人欣喜的是，除《对对对》是特殊时代人物性格描述外，其余均为陕北传统文化项目的专题书写。作品鲜活生动地展示了陕北大地上已经或濒危的链子嘴、吹鼓手、剪纸和赶牲灵群体等非遗文化项目的前世今生，使陕北传统文化系列地以文字的方式在域内传播，呈现出陕北传统文化的文学绽放。无论非虚构文本散文《赶牲灵》，还是虚构文本小说《对对对》《吹鼓手》《神剪》《链子嘴》，故事发生地域背景均在陕北平水河畔一个叫双湾村的地方。
是的，故乡是作家文学创作的母地。文学的种子在母地的文化氛围里孕育、生根、发芽、成长、结果。线性的事件和结局的现实主义写作多会遵循这一规则。海明威说，作家的工作是讲事实。文本在那里，事实同在。
联想龙云之前发表在《中国作家》、后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女人红》，作者在上述作品中塑造了兰花花、折玛丽、刘毛、翦婲鹄、郝好音、对对对，以及李治文、柴根、张天恩等人物，他们鲜活生动地立身于陕北这片热土上。他们的爱恨情仇，一笑一颦，既是独特的这一个，或又是平凡普通的非遗传承者。他们谈情说爱、生儿育女，披星戴月、种植耕耘，呈现着一幅幅陕北人家的喜怒哀乐，风土烟火。龙云是在为陕北艺人立传，在为陕北传统文化写史。
如果说作家的阅历——视域眼界、知识累积、生活经历、创作实践是必要储备的话，龙云作为多年深耕于陕北文化研究的学者，自有其优裕丰盈的积蓄。这就如同著名作家柳青所倡导的作家要进生活、艺术、政治三个学校。就一般而言，作家首先得储备（积累），然后才有释放（作品），并在作品中镶嵌自己的思索，从而登上艺术的殿堂。很显然，龙云积蓄了丰厚的生活，随之才有了他陕北文化系列创作的自由度。这源于他对陕北文化底蕴的熟稔。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即什么是艺术？能不能简短准确易懂地给出一个定义？以百度的说法：并没有普遍认同的定义，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念也在不断变化。以词典的解释：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有趣的是坊间有一个段子，即什么是跳舞，就是不好好走路；什么是唱歌，就是不好好说话；什么是书法，就是不好好写字。这个举喻或许并不合适，但从另一种视角切入，那便是原始纯朴的生活融入了艺术审美的赋予，致使原本至简的原料化作艺术的繁复。这便是作家的提炼、筛选，而非生活原汁原味的照搬、复印、克隆。那样就浅显了。
艺术是没有直白说出来的话——或许这就是艺术的真谛，也是生活与艺术的区别！
二
《赶牲灵》是发表于2017年第10期《人民文学》的长篇散文作品，后被《文化艺术报》连载。
优秀的陕北民歌手很多，限于篇幅，只能撷取。龙云拣选了李治文、柴根、张天恩三位。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前后陕北民歌中颇具代表性典型性的优秀歌者，更是集大成者。信天游是被称口里口外——晋陕宁蒙这片广阔地域，货物贸易时脚夫们枯燥旅途中的伴身物。他们不光传承着先辈们的经典曲子，同时也创作着新的曲目。最流行的《赶牲灵》版本即由张天恩唱出。无疑他是陕北民歌手里的佼佼者；柴根就是一位可以三天三夜坐下来，不重复地一直唱下去的翘楚。
随着时代的发展，曾经被称为“脚夫”“边客”的那一代代赶牲灵的人渐行渐远消失在历史的天空，我们只能从“龙云们”的文字和历史典籍中窥探他们昔日的影像和足迹。
《赶牲灵》文本学术地追溯滥觞，陕北民歌的诞生、兴勃，一定意义上属于文化散文范畴，是在给一个消失了的赶牲灵群体塑像。
中篇小说《神剪》2023年发表于《北京文学》第2期。故事明确在当下。一位双湾村的民间剪纸女孩翦婲鹄，性格倔强。在母亲的精心调教下一路走来，一个执着于艺术的剪纸人形象跃然纸面。获得全国剪纸大赛特等奖后，在市场化的金钱冲击面前不为所动。以致与娃娃亲的经纪人张来发生了冲突，并最终与张来分手，和前来采风久住的南郭走到了一起。娃娃亲张来是个商人，一切以利益为准绳，以金钱来衡量。家犬雪儿的现身烘托了作品的氛围，南郭的出现，带入了陕北土著文化与高雅艺术的衔接、融合，拔高了陕北剪纸从本土审美向域外外溢层面。三孔土窑洞隐喻着翦婲鹄剪纸的文化根脉来源，它的凿成血腥地搭上了父亲的性命，而母亲更是她剪纸艺术的启蒙者、严师教母，可谓生命的张力、留痕。
《吹鼓手》是发表于2022年第6期《福建文学》的中篇小说。小说的时代背景跨越改革开放前后。个中不乏唢呐知识的普及。读此不由联想起史铁生《命若琴弦》弦音悠扬。身为民教的郝好音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并辞去学校里的教职，专侍吹乐，把身为村支书的父亲气得半死。一位民间唢呐高人在临终前，把自己祖传的唢呐赠给好音的老师，并说出了那句“我看你爱，你懂。只有懂了，才能爱”。所有的技艺何尝不是如此。在父亲阻止砸坏那把高手传给老师、老师又传给自己的唢呐后，为不被发现钻入五六床被子里偷学，以致窒息的情景，可谓触动读者的心。
郝好音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成功的故事，诚如作品中所言“一件事，只要认真，只要铁了心，总是会有办法的”。
中篇小说《链子嘴》发表于《当代》2023年第6期。小说通过孤儿刘毛自小吃百家饭、着百衲衣长大成人，并发挥自己链子嘴的特长成才，有企业请其做形象代言，有单位拟录用其入职，提升文化事业；时有媒婆介绍对象，屡被刘毛一一拒绝。最终，他却走入寡妇之家。感恩回馈，是他坚守故土的底气。
《对对对》是发表于2018年《中国作家》第4期的中篇小说。是上述几部作品中唯一一部以描写人物性格为主线的作品。故事的发生时间在改革开放前的1975年。四爷有本名，“对对对”只是他的口头禅。之所以获得这一绰号，那是因为无论在别人陈述什么事时，四爷一律不分对错地接话茬回以“对对对”，以致事与愿违地闹出了许多尴尬与笑话。他的真名反倒被人们忘却。他东郭先生般谨言慎行、木讷唯诺，非常想活成一个与人为善、八面玲珑、谁也不想惹的人。成为那个特殊时代独特的人物。他的唯诺典型，树叶落下来害怕砸头上的“和事佬”形象，结局可谓悲凉。实属时代影像。
艺术地看，四爷是位居斯塔夫式的人物，串缀起整个故事的发展脉络。因事写人的结果会使人物偏平，显然在小说的诸多元素中人物首当其冲。于是，因人写事便成为小说文本叙事的至要。龙云深谙小说结体之道，把人物形象塑造置于第一位，让故事情节细节在线性的现实主义笔法中跌宕起伏、缀接发展。
三
艺术的理论是相通的。在《赶牲灵》中柴根曾在生前对采访他的人讲，“每一首歌都有一个药捻子，就像堆了一大堆火药，但如果没有药捻子，那是不会燃烧不会爆炸的，只有有了药捻子，才能引爆。实际上，就是我们艺术创作上所说的灵感。”民歌创作如此，其他的艺术种类又何尝不是如此！龙云把自己的文学创作定位在本土文化的挖掘与表达上，值得我们关注。
留住祖先的神韵。讲好陕北故事也是讲好中国故事。龙云的作品，带着浓郁的地域文化特征。以链子嘴为例，链子嘴虽无诗词格律合辙押韵、平仄要求那么严密，但临场发挥，即兴的比兴、警句，富含着针砭时弊、匕首投枪特质。
陕北文化是互渗的，尤其是不同的艺术种类相互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式交融的，如同有着家族式的血缘关系，很难条分缕析地掰扯清楚。正如《吹鼓手》中老师所说：“陕北唢呐是陕北文化的一个支点。链接起了社火文化、婚礼与丧葬民俗文化等。陕北真是一块厚重的土地，它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深埋了文化，就是一支普通的唢呐，都呈现了如此深厚的文化含量，中国革命从这里出发，用一支《粉红莲》结束了一个旧的时代，用一曲《东方红》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纪。”
有研究者将陕北民歌划分为信天游、山曲、爬山调、船工号子、大秧歌词、酒曲、二人台、榆林小曲、清涧道情等等，民歌是唱，链子嘴是说，犹如说书评弹类别。说实话，笔者非专家，一时半刻扯不清楚。
如果放置于当下进行审视，龙云作品思想的深度、艺术的高度、生活的维度或可有更广阔的提升（人性的挖掘、生活的张力、艺术的魄力）。阅读他的作品，可以说是对陕北文化深度了解的过程。作者没有单纯地从已经或将走入非遗的陕北文化元素解读，而是从作品中人物的爱恨情仇和人性的视角作出文学的解答。
文学的功效，尤其是小说，除了反映时代的烟火气，浸润濡染读者，还要给文学史贡献人物形象。是的，一部好的小说读过，我们可能记不住它繁复的情节细节，但作品中个性鲜明的人物会使我们印象深刻。
期待龙云有更多的陕北文化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