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咱医院组织救援队，我要求参加，无论奔赴哪里，无论生死，我都要求参加……不要嫌我老，我愿把生命留给患者，留给年轻的同行们。”
76岁高龄、退休21年的佳县人民医院儿科医生、党员路生梅，1月29日向她所在的党支部递交了一份“请战书”，要求奔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第一线，成为我市请战最早的医护人员之一。
路生梅(左)和同事在为患者确诊病情。本报通讯员杜飞科 郑怀利摄
一会儿标准的京腔京韵，一会儿“醋溜”的陕北方言;从小路、路姨、路大夫到老路、路奶奶;从登上中国好人榜，到入选“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月度人物……一个个亲切的称谓，一项项珍贵的荣誉，既是路生梅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的见证，也是她一次次人生选择的精彩答卷。
面对就业——她选择“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
1944年1月，北京后海西沿的一座四合院里诞生了一个女孩。她的第一声啼哭，唤醒了屋檐下那株含苞待放的梅花，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生梅”从此一直伴随着她。
小时候，路生梅觉得穿白大褂“神气得很”。1963年高中毕业，路生梅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北京第二医学院(今首都医科大学)。上大学时，她的作业拿到过99分，这是老师从教以来给出的最高分数。
按惯例，作为市属大学毕业生，路生梅被分配在北京本地工作几乎“板上钉钉”。上大学时，她就曾无数次憧憬：身穿从小就艳羡的白大褂，在实习过的北京积水潭医院或儿童医院的诊室里，紧张而有序地为病人“望触叩听”。
当大学毕业时，祖国号召广大医务工作者要“建设大西北、服务大西南”。和所有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一样，路生梅也毅然决然地向学校递上了一份“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申请书。
1968年12月5日，带着家人给她准备的棉裤、棉袄、棉手套、棉鞋和一个装满书籍的大箱子，瘦小的路生梅告别故乡北京，独自踏上了西行的列车。火车到铜川后，她改乘敞篷卡车向北行驶，12月8日才来到榆林佳县。
路生梅(中)在病房给患者做检查。 本报通讯员杜飞科 郑怀利摄
初到佳县人民医院，周围空旷的荒野中零星散落着几座坟头，让她心中不免困惑：这就是我要来工作的那个县级医院?
当时的佳县，总人口18万，只有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院两个县级医院，22个乡村卫生所，县城也只有窄窄的三条街。
初来乍到的路生梅，被安排到一孔泥皮有点脱落的破旧窑洞里。她没有住过窑洞，冬天里生火成了她遇到的第一件难事。她不愿意麻烦老乡帮忙，自己生火时又弄得满屋子的烟尘，折腾几回后她干脆不再生火，每晚就蜷缩在冰冷的土炕上睡觉。
生活用水也是一个问题。路生梅至今还记得那头从山下黄河边驮水的瘦小毛驴。“那毛驴可瘦、可瘦了。当时山上山下路途陡峭、较远，一头毛驴一天只能驮两次水，大家都省着用。”路生梅说。
即便山下的黄河水浑浊不堪，大家每人每天也只能分到一瓢，每个科室只能额外提供一暖壶水。为了省着用水，路生梅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洗漱习惯，用早上洗过脸的水晚上再洗脚，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年左右。
最让她难受的是饮食问题。当时医院不允许开小灶，大灶又长期用羊油炒菜。也许是因为住冷炕的缘故，也许是对羊油不习惯，她吃一顿饭要吐上几次。
路生梅担心别人发现自己的脆弱，又害怕别人说自己是北京来的姑娘娇生惯养，就一直咬着牙关忍着，只在深夜里偷偷抹眼泪。加上剪不断、理还乱的思乡情愫，一个月下来她身体消瘦了十来斤。
除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困难，艰苦的工作环境也考验着路生梅。医生们日常出诊就靠步行，两个月下来，鞋底就磨出一个大大的洞。
1969年冬末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路生梅到距离县城十几里远的崔家畔村出诊。当时，她穿着从北京带来的塑料底棉鞋，在雪地里走几步就摔一跤，跌跌撞撞不知摔了多少回，但她每次都是哭着爬起来再往前走。临近村子有一段下坡路，她索性半躺着滑下去。到了病人家里，几乎变成一个泥人。这家孩子患的是麻疹肺炎合并心衰，病情很重。路生梅就住下来，经过叩诊、人工呼吸、纠正心衰，直到病人完全好转。
在路生梅将要离开之际，崔家畔村村民听说路生梅治好了这个孩子，就纷纷跑来找她，说自己家的孩子身体也不舒服，希望她也能看看。路生梅向他们仔细询问孩子的症状，发现竟然都是麻疹病。这个小小的村子里竟有十几个麻疹病儿!麻疹病在当时有着很强的传染性，如果不及时医治不仅患病的孩子会有危险，还会传染更多的人。事不宜迟，路生梅在村干部帮助下，把十几个病儿集中在一起，用近一周时间将他们全部治愈，控制住了疫情。
临别时，第一个患儿的母亲送给路生梅一双十分合脚的千层底棉布鞋。原来，在路生梅治病的几天里，细心的女主人不知在何时悄悄丈量了她的脚底尺寸，专门为她做了一双棉布鞋。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因为她熬夜纳鞋底满眼充斥的血丝，路生梅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在佳县的最初几年里，医院实行“半医半工”，路生梅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修梯田、修公路，下午收工后接着到医院值夜班。下乡或是给病人做检查，也常会被传染上虱子，奇痒难忍。“面对眼前的困难，我不知道哭过多少次，但我从未退缩过。因为这条路是自己选的，打退堂鼓不是我的作风。”路生梅说。
面对爱情——她选择不离不弃
路生梅的丈夫高正胜是绥德县人。1967年高正胜从绥德卫生学校毕业，被分配到自己的家乡绥德县工作。当时绥德是全市最好的县之一，交通、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都优于佳县，同学们都以留在绥德为自豪。
那时，高正胜班上有两个同学正在热恋，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然而在毕业分配时，他们一个分配在了绥德，一个分配到了佳县。眼看“一对鸳鸯”就要分道扬镳，高正胜主动提出要与分配在佳县的那位同学互换岗位，将自己调整到离家较远、条件较差的佳县工作，成为佳县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没想到正是他的“成人之美”，使他有幸认识了次年从北京来到佳县工作的路生梅。
路生梅从北京来到佳县之初，出于对亲人的思念，加之对佳县风土人情的不了解，使她的自我保护意识较强，她不想和任何人有瓜葛，与同事来往走动也少。可高正胜对人对事非常热心，经常主动替身体有病、家庭有拖累的女同志值班。单位上无论大小事，高正胜总是捡最累、最苦的做，别人不愿意干的事他也主动干。每次下雪后，他也总会在天亮前把通往医院门诊部、住院部和每一孔病房(窑洞)的道路都清扫开来。
在路生梅的记忆里，高正胜特别热情、特别勤快、特别爱帮助人。“我们那会没电，晚上做手术时都是点汽灯。点汽灯要煤油呢，有时候大冬天里医院准备的煤油不多，就要出去买，谁也不愿意去，每次都是他去买。”路生梅说，我当时对他的评价就是“傻得可爱”。
“傻得可爱”的高正胜诚实厚道和乐于助人的一举一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路生梅为人处世的态度，也使他们二人走在了一起。
婚后，丈夫的细心、体贴、持家，让路生梅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她经常要上夜班，白天也几乎没有上下班之分，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丈夫一个人身上。无论是打扫卫生、洗衣做饭，还是照顾孩子，高正胜都是“主力”，路生梅只是搭把手。
一次，路生梅有个去北京进修的机会，她不想放弃。高正胜鼓励路生梅说：“你去吧，机会难得，孩子有我照顾了。”有一段时间两个小孩都病了，住院输液，孩子哭喊着要妈妈，同事们也劝说高正胜让孩子和妈妈在电话上说几句话，可高正胜怕路生梅分心，硬是没给打电话。
此后，高正胜当了县防疫站负责人，下乡特别多，不是水质监测就是疾病普查，一下就是十天半个月。因为有支气管扩张的老毛病，有一次他在南片下乡途中吐血了，最后还是县医院派的救护车将他接回治疗。
佳县高家坢村的一位患者因病住院，有一次和医护人员开玩笑说：“我死了连个给我剃头的人也没有，娃娃们还都小了。”高正胜就安抚他说：“你没事，就是真的走了我给你剃头。”没想到那年这个患者真的去世了，高正胜也真的拿起剃刀为他剃了头。同事们问他当时怕不怕，他说：“怕也得剃呀，答应人家的事哪能不算数了。”
1979年冬季的一天，高正胜骑着摩托车，带着一名医生进村看病，不小心连人带车跌下山崖。他的腿骨折了，需手术治疗。已经上了手术台的他，得知医院来了一名患心脏病的足月孕妇，急着要剖腹产，高正胜就把医院里唯一的手术台让了出来，等孕妇做完剖腹产才给自己做手术。
“在我心里，老高就是陕北汉子的代表，陕北人的纯朴品质都集中体现在他的身上。老高所做的事，我想每一名陕北人都能做出来。在陕北时间长了，我真的爱上了这方水土，爱上了这里的人。”路生梅说。
面对事业——她选择“为佳县人民服务五十年”
当时的佳县，乡村医疗条件很差，很多山里的患者又走不出来。路生梅得知后，就挤出时间进村入户，主动上门送医送药，足迹踏遍了佳县的山山水水。
一次出诊，路生梅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夜路才来到病人家中。进门后的一幕让她心痛不已：昏暗的煤油灯下，一名刚生下孩子的产妇披头散发地坐在一个土袋子上，旁边另一个妇女死死地揪住她的头发。
路生梅问那个揪头发的妇女：“你这是在干什么?”妇女说：“怕产妇‘血迷’了。”所谓“血迷”其实是失血性休克，是产妇失血过多引起的血压下降、神志不清。此时，接生婆拿着一把黑乎乎的剪刀，准备给孩子剪脐带。路生梅急了，大喊道：“你别剪!”一边制止，一边解释，路生梅用随身携带的消毒器械、敷料给孩子断脐、包裹，避免了一例死亡率近乎100%的新生儿破伤风事件的发生。
这种破伤风在当时佳县的新生儿中特别常见，当地人称为“四六风”，意为一旦发病，婴儿存活时间不超过6天。
这次出诊经历，让路生梅心情非常沉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里不就是最艰苦的地方?这里不就是自己的“广阔天地”?她暗暗下了决心：“这里就是最需要我的地方，这里的群众就是最需要我的人。我要为佳县人民服务五十年!”
1970年4月的一天，佳县谭家坪村村民刘军军患上了结核性胸膜炎，父母都着急万分。路生梅得知情况后，主动上门医治。
“当时刘军军的胸部已经有积水了，我上他家诊断完后，告诉他这是结核性胸膜炎，需要穿刺，往胸腔里打药，这在门诊和家里都做不了，要住院治疗。”路生梅说。
此后，刘军军在佳县人民医院住了20多天，其间路生梅一直悉心照料。直到现在，每每谈起当时的情况，刘军军还有说不出的感激：“她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在那个年代，像刘军军这样被路生梅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人不计其数。
佳县人民医院退休护士成医莲，与路生梅既是同事又是邻居。在成医莲的印象里，路大夫“走上可快了，像跑一样”。无论是不是路生梅本人值班，一有需要她都会随叫随到。“她从医时间长、医术又高，好像只要她站到跟前，病人和家属就放心了。”
“有一年除夕夜，一个8岁左右的孩子食物中毒，来到县医院治疗。我和路大夫对小孩实施抢救。最初每十五分钟给用一次药，每半小时测一次血压、脉搏、心率等，直到孩子稳定些了，再逐渐变成一小时一次、两小时一次……”成医莲说，“当时值班的并不是路大夫，但她不仅参与了抢救，还在那个孩子的病床旁守护了一晚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路生梅先后被选派到北京协和医院和陕西省主治医师学习班进修。由于成绩突出，北京协和医院、西安儿童医院都表示愿意把她调到他们那里，老同学也劝她到香港的大医院工作。虽然北京是她心心念念的家乡，有她的亲人、同学、朋友，去西安、香港之类的大城市工作自己会有更好的发展，但路生梅却说：“我舍不得让我一次次感动的佳县干部群众。当我生孩子大出血、严重贫血时，同事们纷纷主动为我献血。在我的丈夫骨折、孩子小、工作忙的日子里，又是佳县老乡帮我担水、做饭、哄孩子。当时他们也很穷，但仍然不惜一切帮助我渡过难关。”
佳县是当时榆林最穷的县之一，医院基础设施很落后。1982年9月，路生梅从北京协和医院学习归来，便将该院的管理经验带到佳县人民医院。在她的主持下，佳县人民医院建立了独立的儿科，并与妇产科相邻办公，共用一个护士办公室，新生儿出生的同时，儿科医生便进入产房同步开展工作。同时，该院也开始实行与北京协和医院一样的大查房制度、疑难病例讨论制度、死亡病例讨论制度、各科室会诊制度。
在佳县人民医院儿科医生的眼中，路生梅是“严厉的”，因为她要求医生必须熟记病人情况，写规范的“大病历”;她会早、中、晚三次查房，还要对年轻大夫们的治疗方案和判断进行总结、点评。那时的佳县人民医院儿科，各项工作一直名列前茅，特别是小儿静脉穿刺技术，曾在全市医务技能竞赛中获得团体和个人第一名。
提起路生梅的医术，佳县卫生局原副局长任建平竖起大拇指：“路大夫医疗技术水平很高，儿科、中医都精通，在儿科疑难杂症方面是当时榆林的权威。”佳县人民医院儿科现任主任武艳介绍，现在儿科一有重症病人，都会请路大夫前来会诊，“我有时还带病人到她家里去会诊”。
武艳觉得，路生梅给佳县儿科留下的不只是管理和技术，更多是切身为病人着想的情怀，是医德的传承。“我们儿科大夫现在都是随叫随到，坚持‘花小钱治大病’，少用抗生素，不收病人红包，定时查房。这都是路大夫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武艳说。
“佳县地域苦焦，生了病的人就更可怜了，我们怎么能下得了手从穷人、病人嘴里‘掏食’呢?”说起收红包的事，路生梅常常以此提醒自己，也教育着身边的医护人员。
面对亲情——她选择事业在前家人在后
佳县城关镇农民魏来表，常年患有头疼的毛病，经常找路生梅看病。一来二去彼此都成了熟人，用路生梅的话说就是“我是他的‘家庭医生’”。
1987年的一天，魏来表被确诊脑瘤，在西安某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了佳县。一天，路生梅正在医院坐诊，突然魏来表的儿女来找她，说魏来表快不行了，希望路生梅能过去一趟。听到此话，路生梅交代了一下手头的工作，就跟着孩子去了他家。
魏来表弥留之际，看着自己的几个孩子，心里有无限的酸楚。“路大夫，我快不行了，以后娃娃们有个头疼脑热还要靠你照应。”魏来表拉着路生梅的手，断断续续地说。
“魏大哥你放心，我不光照应你的儿子，将来还要照应你的孙子。”路生梅的话斩钉截铁，魏来表脸上则露出了人生最后一次笑容。
“魏来表一家和我非亲非故，他去世前能将一家人的健康托付于我，作为医生，这是莫大的信任和肯定。”此后，路生梅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承诺，几十年来，魏家的几代人谁有个发烧咳嗽，都会习惯性地去找路生梅。
魏来表的孙女魏娟娟说：“老姨(路生梅)时常会问我们家里的长长短短，我觉得我们已经像亲人一样了。”
“在我工作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哪方面的病人，我觉得我都做到了问心无愧。”路生梅说，“有愧的就是对自己的亲人们。”
1971年，路生梅的父亲因病在北京去世。“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我回不去，所以心里很难受，大哭了一场，趴在黄河边上朝着北京方向给父亲烧了几张纸。”路生梅说。
有一首小诗，路生梅特别喜欢、经常朗诵：
爸爸，我好想早点回来看看您，
可女儿抽不开时间;
妈妈，我真的好想陪伴在您的身边，
可女儿真的腾不出空儿;
于是，留下这终生的遗憾，
永远，永远……
我可以把自己分成九十九段，
但没有一段能回到亲人们的身边……
1981年9月，利用在北京协和医院进修的机会，路生梅第一次回到故乡北京。后海的湖畔柳、儿时的老巷子和宽阔的长安街依旧，变化的只是路生梅和她曾经熟悉的亲人们——父母亲都已去世，在北京进修的一年里哥哥已在天津安家落户，路生梅就一直住在姑姑家中。
小时候，路生梅和姑姑在一起待的时间长，姑姑和姑父都特别疼爱路生梅。大学毕业之前，姑姑也特别希望她能留在北京，将来从事自己喜欢的医生职业。不曾想一次热血的青春抉择，竟“辜负”了他们的期望。
那时，姑父已经因病半身不遂，路生梅每天都给他扎针按摩，这是路生梅至今想来姑父得到她的唯一的照料。退休后，路生梅终于有机会稍微弥补一下自己对亲人的遗憾——姑姑临终前，她在床边伺候了40多天。
在别人的眼里，路大夫的孩子肯定是幸福的。可事实上，因为夫妻俩都是医务工作者，夜晚突发急诊状况多，她只能将孩子们留在家中。孩子们最初还会哭闹一番，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
路生梅去北京进修时，家里只有丈夫高正胜一人照应两个孩子。但他工作也忙，于是经常就给两个孩子煮挂面吃，上顿吃完下顿吃，直到有一次孩子们对高正胜说：“爸爸，我们准备‘罢饭’了，再煮挂面我们就不吃了。”
让路生梅记忆深刻的，还有两次下暴雨的事。
第一次是儿子上小学没多久，那天早晨下起了暴雨，儿子问路生梅：“妈妈，今天要不要上学?”路生梅说要上。那时家中没有雨鞋，母子二人就穿着塑料鞋、打着雨伞踉跄而行。赶到学校后，他们发现一个学生也没有，只有老师在学校。老师说:“高佳同学，你既然来了，就给你一个人讲一课。”
如今回忆起来，路生梅不无遗憾：“其实，当时有点培养孩子意志的想法。可另一方面，就是我确实也要上班，顾不上照应他。”
还有一次，让路生梅最难过。那天大雨倾盆，女儿放学回家后因没有钥匙进不了家门，只能躲在院外的石桌底下避雨。此时，已准备下班的路生梅又临时来了一位病人。待她给病人诊断完回到家，看着被雨水淋透、冻得瑟瑟发抖的女儿，母女俩紧紧地抱在一起，无法抑制的泪水伴着雨水流了下来。“当时觉得自己真的对不起孩子。人家的孩子都回家了、吃饭了，我的孩子却在大雨中找地方躲雨。”路生梅说，“我们的两个孩子谁也不想学医，他们从小就对医生的紧张繁忙没有好印象。”
而聊起母亲，儿子高佳的记忆里除了忙碌、辛劳、热心、敬业，最难忘的还是1984年母亲入党那天的情景：“我记得她激动得哭了。那时我正读初一，年龄小不理解。现在回头想想，她可能认为入党就是对她多年来工作的一种褒奖、一种肯定。”高佳说。
采访中，路生梅曾多次对记者说：“在抢救治疗病人和照顾孩子之间，我每次都选择了前者。现在想来，我实在是愧对家人啊!”
面对退休——她选择继续发挥余热
1999年12月，路生梅从佳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岗位上退休。拒绝了北京亲人希望她回京安度晚年的建议，拒绝了知名医院高薪坐诊的邀请，但她没有拒绝佳县群众上门看病——佳县黑龙庙拐的两间窑洞，成为了她的“临时诊所”。
“临时诊所”也是路生梅的家。一孔正窑既是住所又是诊所，一孔侧窑兼厨房、饭厅、子女临时住处和卫生间“多功能”。家中一套组合衣柜是30多年前手工打制的，炕头那方她学习和开药单用的小桌子，则是前些年邻居搬家时扔掉后她捡回来的。
老邻居、老同事成医莲常常看见路生梅家里来往的病人和家属三五成群，“出来了，进去了，不断头”。她说，黄河对岸的山西，也有许多病人跑到佳县找路生梅来看病。
去年春节前，佳县人民医院和佳县中医院两家医院的负责人多次来找路生梅，邀请她重新“出山”。“孩子们都说我年龄大了，要多休息，颐养天年。但我想到了我的老师张金哲教授，99岁高龄依然坚持每周去医院坐诊。”路生梅说，“我决定向我的老师学习，每周一、三、五就到这两家医院义务坐诊。”
今年60岁的任锦芳老人，8岁时患过阑尾炎，当年就是路生梅帮她施行了手术。在她儿时的记忆里，路生梅是个讲着一口普通话的年轻阿姨，“声音很好听的”。自打那时起，任锦芳家人凡有大病小病，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路生梅。从父母亲到小外孙，任锦芳一家四代人都找她看过病，“找路大夫看病，咱就感觉放心。”
患者之间的众口相传，使路生梅的医术和医德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知，名气也越来越大。仅退休后的21年间，路生梅每天接待义诊、咨询多则十来人次，少时也有三四人次，累计有5万余人次。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路生梅的手机铃声也会不时响起，不是接打患儿家属的电话，就是微信交流“该买什么药”“去医院做什么检查”……
退休后的路生梅，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她不仅练书法、学唱歌，还组建了佳县老年人志愿服务队，积极开展关爱老人儿童、关爱军人、关爱社会、关爱环境的志愿服务活动。2015年，她被评为“榆林好人楷模”，但所得奖金全部用于帮助困难群众。
2019年11月25日，西安大兴医院援助佳县人民医院的医生高春燕，特地把路生梅邀请到西安，为该院全体党员干部职工上了一堂生动的“初心”课。“一小时四十分的演讲，让大家深受感动。以路医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医务工作者坚守初心的精神，确实值得我们学习。”高春燕说。
给所在党支部写下的“请战书”虽然没有得到组织批准，但近期以来，路生梅每天都关注着新冠肺炎疫情动态，通过短信、微信把最新消息推送到朋友圈，并反复叮嘱大家勤洗手、少出门、戴口罩。看到环卫工人在大街上作业时，她还主动跑到县环卫所，为大家讲授“七步科学洗手法”和疫病防护常识……
“作为一名医生、一名党员，在患者需要的时候，自己没有任何理由退缩。”路生梅说，“我就是一只拴着线的风筝，无论走到哪儿，只要病人一拉线，我就会回到他们身边。这一点，我别无选择!”(记者呼东荣 陈静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