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贺国银 贺璐
按语：2000多年前，中国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其中“孝悌忠义”“礼义廉耻”“与人为善”“天人合一”“自强不息”等思想理念，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世代传承的文化根脉。回望还原传统文化脉络，寻根溯源传统文化基因，准确把握传统文化根脉，推动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迸发新的时代光芒，是新时代的呼唤，更是使命。
又复一年清明节，全国各地祭祀活动广泛开展，大批海外华侨同胞不远万里寻根访亲、返乡祭祖，俨然成为民间传承中华民族信仰的特定文化盛会。缘何清明节能够穿越时空，历经沧桑而盛行不衰呢?我们不妨端起历史的望远镜，追溯清明节的起源与发展历程，探寻其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外延。
清明 始于一个时代
说起寒食清明节，民间学术研究流派众多，对节日由来观点各异，但就节日起源的时代和人物，认知却趋于相同——即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为纪念臣子介子推而专设的节日。
遍寻历史文献，零星记载着重耳与介子推君臣的故事，其中“割股奉君”“功不言禄”“火烧绵山”3个故事片段影响较为深远。品读历史典故，置身历史时代，还原历史原貌，可以说寒食清明节的形成是经过一段历史积淀后，在特定历史节点催生的产物，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即萌芽阶段，标志性事件为“割股奉君”。《左传》记载：“晋文公重耳亡，过曹，里凫须从，因盗重耳资而亡。重耳无粮，馁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后能行。”介子推对公子重耳的朋友之义和忠君之心，坚定了重耳“奔狄”的决心。其间，体民生察民意，共耕作同生活，将中原农耕文化第一粒种子播撒在狄(今重耳川)，有效推动了白狄部落的社会进步。第二阶段即发展阶段，标志性事件为“功不言禄”。《左传》记载：“晋侯赏从亡者，介子推不言禄，禄亦弗及。”介子推厌恶阿谀和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警醒初登大宝的晋文公重耳，亲贤臣远小人、勤政绩谋发展，推动晋国国力日益昌盛，为其开创霸业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阶段即形成阶段，标志性事件为“火烧绵山”。介子推不畏王权和死而后已的铮铮铁骨，诫勉晋文公重耳“勤政清明复清明”，推动晋国达到历史巅峰终成霸业。子推死后，晋文公感念其丰功伟绩敕令其死难日为寒食节、次日祭奠缅怀为清明节。第四阶段即丰富阶段,标志性事件为“祭祀活动”。狄为纪念二人君臣之道，遂将重耳奔狄栖息之地“走马水”改名为重耳川，建“母子庙”缅怀子推，并创造性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面花”，寄托心中哀思，为传承清明文化提供了历史积淀。
回望寒食清明节形成发展的几个阶段，可以说，寒食清明节形成的历史基点是“割股奉君”，形成的历史燃点是“火烧绵山”，传承和发扬的历史地域是重耳川，并逐渐向整个中华民族辐射最终形成清明文化。这种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其中最为深刻的是对朋友的仁义之情，对主君、父母的忠贞仁孝之心等，是中华民族清明文化最初的形态。
文化 锻造出一块骨魂
骨魂是一个地域经过漫长历史沉淀形成的性格特征，根植于地域民众的血脉特质和历史定位之中。它所表现出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对地域民众的影响是潜在的、深远的。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陕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理文化名词，中华民族的一些标志性文化符号如黄河、黄帝陵、长城都与其有着深刻关联。特别是陕北作为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结合部，对推进中华民族文明进步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说起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结合，不得不提陕北的一个地方——走马水流域(现今陕西子洲县南部重耳川)。2000多年前，公子重耳逃亡此地，将农耕文明的第一粒种子播撒在走马水流域，同时也将中原农耕文化的种子播撒于此。崭新的生产方式，先进的农耕文明，厚重的“孝悌忠义”“礼义廉耻”等中原文明，深刻影响了重耳川地域的衣食住行和思想理念，促进了该地区社会的文明进步，带动了周边地域的社会发展。与此同时，也深深刺激了北方游牧民族，引发觊觎劫掠之心，致使走马水地域率先进入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拉锯式的征战状态。
这种因文化产生的征战，本质是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矛盾。所以，不论岁月悠悠如何巨变、王朝兴衰如何更迭，这种征战愈演愈烈，直至文化的完全融合，民族的完全统一。史料记载，走马水流域(重耳川)先后出现猃狁、鬼方、土方、戎、狄、楼烦、匈奴、羌、氐、鲜卑、稽胡、党项、吐谷浑、女真、蒙古等20多个北方游牧民族。可以说，陕北古代文明史，就是一部中国边境民族争战史，一曲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创新曲，一幅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雕刻图。也正是这种征伐，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共同发展，最终汇聚成陕北独特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包含有生物链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为陕北人血脉中注入了勇猛顽强的性格特征;包含有生物体代代相传的基因特性，继承了戍边将士忠贞不屈的血脉骨骼;包含有生物体富集优良基因的遗传片段，交融了多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这些特性，共同汇聚形成了陕北人勇猛顽强、忠贞不屈、包容开放和开拓创新的性格特征，磨砺铸造了陕北地域独特的人文精神——陕北骨魂。
骨魂 孕育了一种精神
一种精神的形成有着特定的时代特征、历史蕴涵和文化渊源，三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如果缺失了其中一项，那么精神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历经千年的烽火狼烟，陕北终于实现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大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精神特质——即陕北骨魂。同时，经过长期征战厮杀、风浸雨蚀，陕北亦变得土焦地瘠、满目疮痍。但拥有骨魂特质的陕北人，从没有放弃抗争和探寻，先后出现了刘迦伦、拓跛昊、韩世忠、杨继业、李自成、张献忠等一大批英才。新民主主义革命号角吹响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大批革命先驱，在这块土地上掀起红色革命风暴，开辟陕北革命根据地，为迎接中央红军建立了大本营。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在吴起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聚会，也是一次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与陕北骨魂的正式耦合，揭开了中国革命崭新的一页。这个新政党让陕北人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看到了胜利。陕北张开臂膀真情拥抱真心接纳，自觉投入革命，积极参军参战，有效促进了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最后的胜利，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可以说，陕北既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历史文化的一块宝地，也是中国革命的圣地。
这个地域的发展进步，与众多中华民族文化符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最根本的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大融合，其中具有影响力的是春秋时期产生的清明文化。清明文化的诞生、发展和传承，赋予了陕北地域一种独特的人文精神，塑造了独特的骨魂特质。这种骨魂特质为共产党人提供了革命的沃土，孕育出伟大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既是对黄土骨魂的充实和丰满，也是文化融合形成的超越历史的精神文明。
追寻清明文化沉淀和节日内涵外延，对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其本质就是用“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迸发新的时代光芒。
